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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宝通禅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南朝齐取代刘宋之际。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已、朝代频繁更迭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玄风蔚然、佛光流照的时代。西汉末年白马驼经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在这乱世的“优生之嗟”中，凭借恁佛帝王的倡导，从幼弱走向繁盛，于是盛世~赫、大行于世，与中国本土的儒、道鼎足而立。魏晋之期，佛寺越建越多，仅洛阳城内就
寺院1000多座，且“招提梯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竟模山中之影。舍利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宝通禅寺的前身东山寺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
隋唐五代史中国佛教发展的繁盛时期，随着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产生、形成，尤其是禅宗以异军突起之势发祥于江南山林之中，寺院的建造也大量地由都市走向山林。久而久之，“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自然显现。尤其唐代、壮阔的帝国规模，兴盛的农业经济，宽松的文化氛围，频繁的中外交流，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儒、道、佛三家虽并行不悖，但佛教一直扶摇直上，于是名山必有名寺。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鄂国公尉迟敬德在东山寺扩建寺宇，改东山寺为弥陀寺，使其成为“邃殿正门，重轩复槛，高墙虬转，修廊翼舒，香厨旁开，僧房内辟”的安禅之佳所，并居制铁佛，盛极一时。其时，山林型寺院的建筑脱离了印度寺院那种塔居中心的布局，整个寺院突出了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行制。在大唐的不同时期，寺院建筑程式也出现不同差异，中唐出现经幢，晚唐相继出现钟鼓楼，整个寺院一派中国气派。
宋代及至晚清，佛教如同封建帝国一般，虽几经繁荣，但历史规律却让它们共同度过了极盛之期而走向垂暮。佛教的发展还受到宋明理学的制约，不再出现以往曾有的兴旺气象。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狭小的空间范围内，佛教又小有中兴。
宋代江南经济曾一度迅速发展，大小城镇以至城市先后形成，寺院的园林化也渐渐增强，佛塔与寺院建筑越来越分离。这是一个积贫积弱、貌似繁华而又虚弱、始终为游牧民族所侵扰的时代。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儒平息了向外追求的躁动，导向了内向反省，于是糅佛入儒、礼赞禅宗、禅悦之风风靡士林，清静、闲适、高雅的禅林寺院就深受世俗青睐。在异族的铁蹄驰骋于“空境”、而朝廷及士林又垂青于“净土”之际，南宋端平年间（公元1234-1236年），荆湖制置使孟珙奉诏将备受金兵践踏的随州大洪山寺开山祖师慈忍大师双足（世称佛足）连同寺僧迁至武昌弥陀寺，扩寺安僧，禅寺一度“逶迤飞阁，秀出千霄”，俨然为荆楚之地著名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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