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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无不崇佛。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延请浙江龙门禅师住持崇宁万寿禅寺，再修庙宇，重塑大雄宝殿、弥勒殿、金刚殿、禅堂等处佛像金身。洪武十七年，铸2524公斤青铜钟于钟楼。洪武二十六年，龙门禅师涅槃，敕命建塔于万寿禅寺西侧祭葬。历经英宗、代宗至思宗等数代皇帝之弘扬，禅寺得以恢复发展。其中英宗重修洪山宝塔，并赐藏经。玺书。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禅院曾遭火灾，部分建筑被毁，不久修复。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楚昭王九世孙璧山侯朱蕴溜因笃信佛教，又扩建弥陀殿，新建二十四间罗汉殿，重塑五百罗汉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历时4年。佛像开光之际，法会祝贺者达万人。时禅寺殿堂阁亭齐备严整，大雄宝殿名甲海内，藏经楼经籍方册整严。宝塔可极目千里，望两江如练、千湖如镜，登临之美不可言状。因此种种，禅寺名声大躁。僧俗闻声而附，或礼佛拜祖，或游历观瞻，留下许多状景抒怀之作。其中明“公安派”衰宏道这样写道：
醒却侬华梦，来为冷石游。
行回缘绿障，枕藉见红楼。
雪影江天静，林烟沙渚浮。
倚槛神顿爽，信矣癖山丘。
诗中对禅寺之冷、之色、之动、之静至为动情。斯时洪山禅寺老松修篁交阴，奇石幽泉盘曲，极江汉山林、丛林一时之胜。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张献忠起义军攻打武昌时，宝通禅寺又毁于战火，惟大殿及宝塔幸存。
清初，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和泱泱大国的姿态开启了中国曲折发展的新局面。清朝皇帝与元朝皇帝对于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的佛教的态度，有惊人的相似。清帝也是尊佛敬儒，自觉利用佛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服务。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宝通禅寺不幸又遭兵燹，寺宇残桓断壁。寺僧愈昭禅师力思振兴，适得巡抚张朝珍、藩宪徐醒等大力资助，兴建殿宇白楹，维修宝塔，塑造佛像，添置法器，栽松造林，改良山水，宝刹又焕然一新。禅寺僧人素来把山林之荣悴与寺院之兴废相联系而重视植树育林，如此美化了寺院环境，净化了梵宇道场，禅寺从真正意义上变成了苍松翠竹掩映、繁花绿草交辉的禅林。难怪游客题联赞美：“山色满亭花满地，云根为壁寺为林。”康熙十五年至三十年，巡抚张玉如逐步恢复并扩建寺内各殿宇，规模较前更宏丽，时有“江南第一”之誉。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延请觉音法师任方丈，禅寺转为曹洞宗。此前，禅寺历为临济宗。该宗为唐释义玄所创，因义玄住镇州（今河北正定）临济院，故名，属南岳法系。该宗中唐以后最盛。北宋分为黄龙、杨岐两派。宗风“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12世纪传入日本，流传最广。同年，总制毕弇山仿北京西山诸刹建制，布局严整，殿阁繁复，为武昌诸寺之冠。
由于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支，所以深受历代帝王、重臣、硕儒、巨商的扶持。尤其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境遇中，在痛感人生愁苦、渴求安宁成为普通的社会心理之际，佛教“八苦”之说，正应对了社会一般成员的心境，而“十二因缘说”、“业报轮回说”等，又为他们提供了在苦难中挣扎的精神慰藉，所以佛教容易由上层走向民间，从而获得广泛支持。正是在这宏大的人文背景中，宝通禅寺虽几度沉沦，但于凋敝中又数度崛起，仍不失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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