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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洪山这巅多奇石”，宝塔周边尤其怪石林立。奇石、怪树共同构成了禅寺后山的独特景致。这些生长奇特的树木，有的完全扎根于整块没有任何缝隙的岩石之中，有的根部被整块巨石“劈”开，岔分的树干骑跨在石背上。顺着洪山公园小路蜿蜒而行，在宝通禅寺墙边的小土坡上，就长着这么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的底部需两人合抱，而周边的丛树又仅碗口粗细。在树根部，一块周围约5米的不规则的大青石从树干中心穿过，于是树根紧紧拥抱着青石，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更为奇特的是，树身嶙峋，它的一侧竟然呈现为一个人的侧面的像，眼、耳、嘴、下巴，惟妙惟肖。老树高10米余，主干早已枯死，侧干却长出新枝，确实为禅寺一景。洪山多奇石，因此也多摩崖。洪山八景均为摩崖石组成。八景者，通常指称：东岩、云扃、杯樽、翠屏、栖霞、狮子峰、仙人石、寿泉石。《江夏县志》（清乾隆五十七年）载明公安派“三袁”之首袁宏道游洪山，就是冲着这些怪石“来为冷石游”的。
怪石之成为摩崖之石、洪山之景，得力于南宋荆南参军赵淳。赵淳，字清老，河阳人，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官荆鄂都统制。时赵淳以军营视此山，见山石@岩，纵横排列，各具异态，遂依势斧凿，依形命名，并在山石上镌刻各种书体，即为洪山八景。后人增减附会为十景，即：东山赋、云扃、栖霞岩、流肃、爽垲、翠屏、堆云、狮子峰、寿泉、东岩。好事的赵淳还在山南风景最宜人处，“拾余柴”，建东岩阁，且书《东山赋》（即《东岩阁记》）于摩崖之上。摩崖石代有增损，因山石风化，现只有云扃、栖霞、翠屏、狮子峰、寿泉、东岩摩崖等依稀可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寿泉石：最可贵的是摩崖”东山赋，现尚可辨识一二。据《江夏县志》载：“康熙癸酉暮春，王子元士偕友登眺洪山，步过石壁，见其山钩画@漫，摩视久之，因浣剔积藓，细加揣想，由半字而推全字，随上义而贯下义，遂得完篇，仍还旧迹，计一百八十畸六字梓之，以传予览临而嘉之……”由于王经宁（一作王一宁）的雅鉴，使我们能一窥宋刻《东山赋》之全貌：
山固多木，由翦伐无时，使不得藩息，以军营视此实为主山，乃禁樵采，封植培护，则大者挺然干霄，小者丛生攒立矣。因即山之阳得胜处，偶拾余材，架木为阁，榜曰“东岩”。取其石秀而木茂者，又得数所，曰云根、云扃、伏山、飞雪、栖霞、半霄、清啸、爽垲、@岩、翠屏、堆云、狮子峰，此又状其石而名之也。奕局、琴几、石鼓、竿架，因其天成，粗加斫削。循山之巅至黄鹄亭，仍夹道莳松，俾异时交柯结荫，与东岩相为表里，后之来者愿不以人废。阁成于庆元初载重午日。将右军河阳赵淳清老谨识。
赋中所述奕局、琴几、石鼓等，现在还有残痕可寻，“自将磨洗认前朝”，应当别有一番情趣。东岩石上刻有诗句，虽多模糊，但“几处稻粱喧鸟雀，数声钟磬启渔樵”之句尚清晰可辨。足见中古之期的洪山，在幽涧静林、秀石茂树之中，僧、仕、渔、樵其乐也融融。
《东山赋》给我们最可宝贵的是古人的环境保护意识。赋曰：“山固多木，由翦伐无时，使不得藩息……乃禁樵采，封植培护，则大者挺然干霄，小者丛生攒立矣。”赵淳，宋人也，有这般环境保护意识并付诸行动，为后人留下一片绿荫，真是无量功德。洪山的静谧，很大程度得力于赵应聘的教诲与世代僧人封植护林的传统，以至山林屡经战火，却往往“春风吹又生”。其中最为惨烈的当是武汉沦陷的时期，全山林木被日本侵略军砍伐殆尽，惟余宝塔突兀。直至抗战胜利之后，博雅方丈率众披荆斩棘，以育山林，才稍有恢复。
1953年，人民政府拨巨款维修禅 院，源城法师等僧众又躬耕山野，以育丛林。“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于荒凉凄清之中，道根法师率众铲除杂草，锯掉枯木，还亲自与园林部门商订丛林绿化规划，辟花园，栽名树，禁樵采，于是“大者挺然干霄，小者丛生攒立”，森然一片禅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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