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松法师年谱（上）(三)

1918年，民国7年，戊午，25岁

2月，兴福寺由应慈法师主持召开僧众大会，应慈法师在会上宣读了月霞法师的遗嘱，布告持师嗣法月霞法师显珠禅师临济宗第四十三世位，法号密林，及继承兴福寺住持职，持师的法弟惠宗和潭月两人为监院。

应慈法师仍留在寺内协助持师负责华严学堂的教务，他对持师的师徒之情，不逊于月霞法师。持师身为住持，接位伊始，事必躬亲，整饬有方，寺内僧众，都日渐敬服。只是当地信众，听说兴福寺接任住持乃一外乡小僧，未知其有何德何能堪任古刹大位，恐兴福寺中兴之业又会半途而废，都忧心忡忡，接二连三地来到寺里，观察寺务，但见庙宇整洁，僧众平静，殿象庄严，香火盈然，都大感意外。又见《琴报》上刊有持师的文章，更以为新任住持不仅年青，而且学识不浅，月霞法师法师真是慧眼识才，于是，络绎来访的人越来越多，与持师交谈，见他雍容自如，广证博引，地方善信都敬为大德长老。

持师又改华严学堂为华严预备学校，招收学僧亲自授课。常惺法师也被持师邀来任教务长协助办校，使常惺法师有了初次讲经的机会。常惺法师从华严大学毕业后，就在常州天宁寺结冬安居，究心禅观。常惺法师在兴福寺期间，赞襄甚力，始终无间。

1919年，民国8年，已末，26岁

持师在为学僧讲授《摄大乘论》的同时，编成《摄大乘论义记》十卷，这也是他第一部长篇佛学论着，二十万字，后以密林署名陆续发表在《海潮音》杂志上。

其时，唯识学界的两位大师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居士正在为唯识和法相究竟是两种学还是一种学而笔战于论坛，各执已见，互不相让。争论起于欧阳竟无大师发表《唯识抉择谈》，文中有曰：“唯识以识摄蕴而立此识。……法相以蕴摄识，所被极广，及于二乘，是故不善《般若经》，僻执声闻藏，都但说解，信有五蕴，不信赖耶。时多邪慧，正学荒芜……”。文中推崇唯识而不屑法相。后又在《辩唯识法相》文中称：“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此弥勒学也。”文中又以为法相和唯识是分立两宗，不能混谈。

对于中国佛学界称慈恩一系为“法相唯识宗”的惯例，欧阳大师断为失确，认为“唯识、法相是两种学，法相广于唯识，非一慈恩宗所可概。”说法相学创之于前，广于《瑜珈师地论·本事分》，略于《阿毗达磨杂集论》，《五蕴》、《庄严》等论亦阐释之。法相义者，谓说遍计、依他、圆成三性及相、名、分别、正智、如如五法，立非有非空义。唯识学则始于《瑜珈师地论·抉择分》，发挥于《摄大乘》、《二十唯识》、《成唯识》等论，其学说“唯”以遣除众生误认心外有实境之执，“识”谓破有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玄奘学法相于戒贤，学唯识于胜军。法相、唯识二学可相接而不可混淆杂乱。“顾法相结局，亦必精微而归诸唯识，故总曰唯识学。”

而太虚法师针对欧阳大师之说，不以为然，撰文争论说：“空后安立依识假说之一切法曰法相，约众缘所生法相皆唯识所变现曰唯识，……总结前义，故法相必宗唯识。”太虚法师主张没有什么两宗，而只有一宗，就是法相唯识宗，法相和唯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太虚法师撰《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再三破欧阳渐之说，主张法相、唯识不可分，法相必宗唯识，谓凡属言思所诠所表所遮所缘者，皆为法相，“法相绝然不成宗义”，“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太虚法师据窥基之言，分大乘教法为空慧、唯识、真如三宗，不承认唯识外别有一法相宗。

双方辩论激烈，佛界学坛也为之注目。但对于这场争论，持师并没去关心，只是他的《摄大乘论义记》论着发表后，二老读之，顿时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竟成为知已，原因是二老读了持师的《摄大乘论义记》之后，都发现各自的观点有偏颇，二老同时赞同和吸收了持师在《摄大乘论义记》中提出的观点，即“唯识法相，异名同宗”之结论。

二老的心结被解开了，法相宗也从此中兴起来，于是，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大师猜测这位署名为密林的作者一定是位年高大德之士吧，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常熟兴福寺二十五、六岁的一个少僧方丈，惊讶之余，喜出望外，都说此僧将来必为佛界龙象也，心中都十分器重。

1920年，民国9年，庚申，27岁

兴福寺重新兴旺之后，持师不失时机地把原先被小荣质卖的寺产逐一赎回。又先后两次建坛传戒，受戒者数百人之多。而华严预备学校也成绩斐然，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佛学人才，如苇舫、存原、正道、苇乘、福善等。持师继《摄大乘论义记》之后，又根据登台授课讲稿编撰《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

1921年，民国10年，辛酉，28岁

3月，因广州北伐革命失败而急退双溪寺住持息影上海的太虚法师，出任杭州西湖净慈寺住持，并在寺内创办永明学舍，首次邀请持师前去讲经。持师为净慈寺僧众主讲了《八识规矩颂》。

1922年，民国11年，壬戌，29岁

1月6日，持师的祖师冶开清熔禅师在常州天宁寺圆寂，持师撰写了一副挽联，联云：

法开虞岭，仰祖印重光入室亲承向上事；

侍疾毗陵，愧孙仪未尽倚龛恳祈再来时。

冶开清熔禅师的灵骨建塔安位于常熟虞山北麓破龙涧上，以示冶祖对重振兴福寺的遗愿。

冶祖的得法弟子中有圆瑛法师、月霞法师、应慈法师、明镜法师、惟宽法师五位，惜月霞法师寂后，明镜和惟宽也早寂，圆瑛法师后来专研楞严，华严一脉，只剩应慈法师一人，所以冶老入寂前引应慈法师手附心曰：“祖庭之事，荷担不辞”。

冶祖本来有意让持师在他身后接掌常州天宁寺的，只是机缘不巧，持师先嗣法于月霞法师，未得再承继冶老法位了。

夏，持师赴华严大学的同学了尘和戒尘所创办的汉口九莲寺华严大学，讲授《摄大乘论》。慈舟法师也在此协办。

慈舟法师长持师十八岁，湖北随县人，跟持师差不多同一时间在随县佛洹寺出家，不久便在归元寺从大纶和尚受具足戒。从上海佛教华严大学毕业后，慈舟法师一生弘传华严学，特别精通《大乘起信论》，对佛教教育贡献很大。

安徽安庆迎江寺创办僧学校的时候，由马骥平居士和竺庵上人延请常惺法师担任校长，常惺法师怕自己做不好，特地邀持师去协助，持师去了迎江寺之后，除了在办校方面给予常惺法师以指导，也为学校的僧众授课，讲《十二门论》。此后，学侣渐渐增多，绩效斐然。

太虚法师在杭州净慈寺想凭理想创设新思想的佛教人才学校，但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很多困难，于是，太虚提出了佛学院计划，3月份太虚法师在归元寺召开了佛学院筹备会议，得到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等三十余人的鼎力相助。5月，得受武昌黎邵平让出的住宅作为佛学院的院舍，于是，太虚辞去净慈寺住持职，专心筹备佛学院，被选为佛学院院长后于9月1日举行了佛学院开学礼，持师被邀请前去作开学讲课，讲授《观所缘缘论》，持师据此编成《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

《观所缘缘论》是一部九百来字的小论，但“所缘”也是唯识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论观因缘品》中说“一切所有缘，皆摄在四缘，以是四缘，万物得生”，是说一切缘都包含在四种缘当中了，有了这四种缘，才有了万物。所谓的四缘，是指亲因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和所缘缘。前三缘讲的是对象间的关系，所缘缘讲的是对象本身，即心识内部所觉察的境界，怎么样来认识境界，就要讲“所缘”和“缘”这两个概念。

在这次佛学院的讲课过程中，持师从太虚法师那里得知，太虚法师的一个弟子叫大勇的，准备跟日僧觉随去日本学习东密。还在太虚法师出任杭州净慈寺住持邀持师去讲经时，当时就有不少居士请持师学习密法，学好了可以为僧众弘传，持师当时就表示过自己会去的。

东密是指盛传于日本的真言宗密教，它是由唐密东传后在日本兴起的，但唐密在中国五代后却没有得到传承，以至失传了千余年。

还在1918年的时候，广东潮州的王弘愿居士译出了日僧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由潮州刻经处刊刻，并由太虚法师利用《海潮音》杂志给予大力支持介绍发行，一时国内出现了一股学密热潮，太虚后来回忆说：“民国七年，潮州王弘愿将日文之密宗纲要译华传布，余时在沪纂觉社丛书，得之广为流播，极力提倡，冀中国密教早日恢复。”但密教在国内无从可学，必须要到日本去学习，而且学密者又必须要有深厚的佛学基础，更要有超强的慧根。许多人因为密教的深奥而退却，纷纷打消了学密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