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宗教政策法规: 更多 >

宝通历史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宝通禅寺 -> 宝通历史 -> 正文

持松法师年谱(下)(一)

  • 来源:

    宝通禅寺

  • 日期:

    【2010-09-05 09:00:59】

  • 共阅:

    23844次

1939年,民国28年,乙卯,46岁

1月14日,常惺法师示寂于上海宝隆医院,终年43岁,其法徒有秀奇、南亭、昙光。常惺法师的墓塔准备在江苏泰县城西南郊建造时,昙光等请持师为之写碑传,持师慨然应诺,写了《常惺法师传》一文。

时年,蒋维乔、李圆净诸居士,欲秉承刻经家徐蔚如居士的遗志,在徐已经出版的《华严经疏科文表解》的基础上,重刻《华严经》各疏,于是,同应慈法师一起共同发起组织华严疏钞编印会,应慈法师被推举为理事长,校勘出版全部华严经疏钞。

《华严经疏钞》是唐代清凉国师以毕生精力发挥80卷《华严经》要义的一部有名著作,但在刻印流传中错讹甚多。1912年间、徐蔚如居士曾与上梅佛教界人士蒋维乔、黄幼希等商量,决定重编《华严经疏钞》。1937年徐蔚如因病逝世,蒋维乔、黄幼希、李圆净等仍本其遗志,继续进行重编的准备工作。1939年春应慈法师到上海开办华严学院,宣讲60卷《华严经》,闻海上佛教界人士有重编《华严经疏钞》之议,极表赞同。经过与法度、蒋维乔、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等五次商议,乃于1939年5月18日在上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推举应慈为理事长,朱超愿、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蒋维乔为副理事长,月晴、僧昙、关絅之、李耆卿、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费慧茂、孟望渠、钱重知、徐春荣等为常务理事。由黄幼希等主持编印会。会址设在上海威海卫路。其后,副理事长朱超愿离去,续推吴蕴斋任副理事长。同时推举俞寰澄、周瑞华、许圆照、李文启等担任常务理事。当时汇集了中、日、藏本及其他流通本共计l0多种,考订异同,补正缺失,至1941年冬,全稿编辑完成。后又议定分组募印办法,计划募印500部,每部40册。同时又将《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附入。1944年春,全书校印完成。重编的《华严经疏钞》,汇集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而校订之,恢复了清凉原本,对中国佛教古籍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也对华严教义在近代的研究和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这项事业,对于徐蔚如来说,已经向往很久,为此也孜孜研习,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只可惜功未毕,就于1937年病故。

虽然对于华严的章疏持师未敢望成,但他还是对整个华严教义的脉络做了一次总结,撰成《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拾卷三册。持师想,自唐译八十《华严》以后,各种疏钞、玄谈甚多,清凉国师之《华严文钞》又文广义繁,大凡学者心力有所不及,或不敢深入,或对《华严》之全经观境不能了然于心目,因此也无所解悟,更不能进入华严海会,实乃一大憾事。《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就对华严之四法界、六相、十玄门以及五教作了详尽的整理,并准确予以发挥说明,因而此篇论着成为近代研究华严宗的重要典籍之一,体现了持师在华严宗领域中的大家风范。

纵观以往禅门高僧,禅教并弘者居多,或谓之通宗通教,而尤以研究华严者为多,且各有着述留于后世。一者禅机成熟,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二者终日真性常恒,冥冥寂寂,必思有所事事,因而多兼涉教义。

如华严四祖澄观(即清凉国师)原律通南山及相部,禅通南北两宗,教则三论、涅般无不通晓,而尤重法藏之华严。五祖宗密曾言:“吾禅通南宗,教通华严,何其幸哉!”此亦即月霞法师、应慈老人、持师等所遵之道。

持师的《密教通关》四卷和《心经阐秘》一卷上海排印出版。

持师在入住圣仙寺时,他打算把在日本学到的唐密教理、事相,能写者全部写下来,以利后来学者,所以几年中,不少论着、纂注、疏解陆续写成,前后达四十余部、七十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三十余种。

1940年民国29年,庚辰,47岁

同持师刚从日本学密回来时的情景相比,密教的复兴也出现了曲折的历程,一是密教道场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持师在洪山宝通寺辛苦建立起来的法界宫毁于兵燹;二是密教界受到的非议也不少,从王弘愿以居士的身份传法,到持师在《密教通关》中提出密教胜于显教的观点;三是东密被藏密热所取代,自大勇转向入藏之后,国人便群趋藏密,藏密在内容上能包容唐密而较唐密更为圆备,特具唐密所缺的无上瑜伽部法,东来传法的藏密大师,又多学养深厚,具神通及修法灵验,故更具吸引力;四是国内局势动荡,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国内对于日本佛教的抵制。这些都造成了传承唐密的东密在中国一时的静寂,持师不失时机地在圣仙寺中着书立说,把密教从形式上的弘传变成从理论上的弘传,也是南天铁塔的后继的佳话。

是年,李圆净居士看到持师历年来的着述已经不少,还没有能够结集出版,担心将来会散失,于是就约了持师的众皈依弟子帮忙,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持师的文稿分成显、密二编,并加以校对后,由哈同夫人罗迦陵及姬觉弥居士捐资印行,集名为《师奘全集》,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

1941年,民国30年,辛已,48岁

1月13日,朱将军卒于西安。朱将军年过七十岁以后,忽患肠鎽,上海各大医院因为看到他身老年衰,都未敢施行手术。其子侄辈,决定送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启行前,一切准备就绪。朱将军考虑到此次北上,存亡未卜,于是就到印光法师那里去作别,禀告所以。印公不许,责其不老实念佛。且教诲他说:“如能一心念佛,何至如此!” 朱将军素重师命,不敢有违,于是坚决不去北京,退还了已购车票。从此一心念佛。至第三日,肠鎽自溃,流出脓血一大碗,转危为安。于是念佛更加精进。临终前一日,召家人曰:“我一生写字,但家中无只字遗留。”嘱裁屏幅四张备用。家人以子桥精神欠佳,劝其从缓,子桥坚执不可。随将字屏写就,而起居如恒。翌晨餐后,就床趺坐,久而不出。家人视之,已离世矣。

其年,上海沦陷后,日伪当局闻悉持师为日本真言宗三院传人,德高望重,又精通日文,出于想在上海实施日式教化,侵华日军驻沪司令河田大佐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出面,到圣仙寺邀请持师出任上海市佛教会会长一职,黄金荣遭持师严正拒绝,无功而返,河田看黄金荣出面也无济于事,不甘心,又派人到圣仙寺纠缠,对持师威逼利诱,持师称病坚拒,闭门不出,表现了持师崇高的民族气节。

有一天许华瀚不知其故,照常去拜见上师。持师看见他入室,有些担心,摆手叫他快走。许问上师为什么那么紧张,持师说日军要他出去做事,他宁死也不愿出去,叫许快走,不要再来。持师所担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而是关心他弟子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发生什么不测。

日伪面对持师的凛然正气,纠缠了三个多月,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弟子们经过电话问讯,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才照常去看他。

由于持师长期伏案着述,食不定时,缺乏营养,也休息不够,所以,看上去形骸枯槁,面色苍白。敌伪时期,粮食遭控制,主食配给红糙籼米,还夹有杂沙,菜贩也难以进市。许华瀚看见持师行路乏力,心中不忍,坚持陪持师去医生那里检查拍片,经过医生诊断,说持师已患有胃下垂、肺结核、流火病毒感染等等疾病,腿部也多处感染。持师也不以为然。以后又看了很多次医生,每次总要催持师好几次他才肯去就诊,这是因为持师唯恐增加弟子等的经济负担,宁可忍受病苦,不愿也。每次打针服药,药瓶成了一大堆,其时,还没有抗结核病类药物出售,也无抗菌素,只有早期的磺胺类片剂。持师的胃痛,与饥饿也有关系。看到持师这样的情形,几个徒师兄弟作出安排,分工照顾持师,指定钱薇新、李海环二位弟子专门负责定制四季衣着和生活用品等,所有资费由师兄弟们量力分担,使持师能够生活安定,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后来持师的两腿部都留下了数处七公分左右长的手术切口疤痕,弟子们见他走路飘飘然,有气无力,很是可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从病魔中走出来?那是一颗圣洁、净化、慈悲之佛陀的心灵啊!那是爱国、爱教、爱护众生之悲誓愿力啊!

因国内不少缁素求要月霞法师法师的行实,持师作了《月霞法师法师传略》一文。

其时,兴福寺假圣仙寺举行了一次授记典礼,由苇乘和尚传法,法子有六人,其中老六为德悟。

1942年,民国31年,壬午,49岁

上海静安寺住持志汶示寂后,德悟以末代子孙派唯一合法嗣人继任了住持位。德悟既是苇乘的法徒,也是持师的法孙。

在志汶任期内,既无所建树,又曾以捐饷助军为名呈请出卖寺产而引起纠纷,兴讼不断,受到寺内外人众多方指责,留下许多后患。

在德悟继任的升座仪式上,当时的法藏寺、玉佛昌、护国寺等诸山长老,都光临参加了典礼,并有大醒、芝峰等贺联贺幛相赠,持师也亲笔书写了一幅贺联赠给德悟,联上书:

“既居其位当慎尔位;大有可为宜好自为。”

德悟继任后,革弊图新,转向佛学教育,注重佛学研究,曾举办数十次佛学讲座,分别礼请应慈、圆瑛、芝峰、丁福保、赵朴初、蒋竹庄等高僧、大德主讲,同时成立静安寺护法会,会同监院密迦整顿寺务,寺风顿有起色。

10月,弘一法师示寂于晋江温陵养老院,世寿六十三,僧腊二十四。虽然持师与他无缘见面,但素闻弘师因慨叹僧界之所以往往为世所诟病者,以不守戒律之故,乃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初学有部之律,后则专弘南山律宗,操行至苦,恒跣足芒鞋,孑然一担,云游各处,讲经弘法。弘一之风尚,令持师十分崇仰。对于一代高僧的离去,持师悲不自胜,以极为真挚的感情和超众的文采写下了《悼弘一法师》一文并赋七绝三章。

1943年,民国32年,癸未,50岁

1月27日,欧阳竟无大师卒于江津之内学院。跟欧阳竟无大师一向意见相左的太虚法师写了一幅挽联,挽联倒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两人之间争鸣不息的历史:

“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踪先觉;

石埭门中空上座,我尤孤掌增哀。”

对于欧阳师的逝世,持师衷心悲痛,知遇之情常常激励持师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弘经着述。

自1922年以后,欧阳师与章太炎、陈三立等发起建立了“支那内学院”,自任院长,一时名流如吕澄、姚柏年、汤用彤、梁漱溟、梁启超、陈铭枢、王恩洋、黄树因等,皆入“内院”,拜投欧阳门下学习唯识。抗战中,“内院”迁至四川江津,至1952年停办,三十年间,先后入院学习者达数百人之多。欧阳师虽不专主一宗,自称“得佛法全体之统绪”,然立足点实在法相唯识。他十分重视佛典之整理考究,组织内院师生编刻了法相唯识要典、章疏百余卷,又精选重要经论,校刊订正,编成《藏要》三辑流通,至今尚为学界所重。欧阳渐气概雄毅,学风谨严,对佛教、佛学持独特主张,在当时佛教界形成了与太虚相轩轾的一派。欧阳师关于唯识学着述,有《唯识抉择谈》、《唯识研究次第》等三十余种。欧阳师弘法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主持者是吕澄,他自1918年应欧阳师之邀协助筹办支那内学院起,数十年全力投身于佛学研究,先后任内院教务长、院长,通梵、巴、藏、英、日等文字,对佛学作了全面的研究,硕果累累,贡献重大,在法相唯识学方面有《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因明纲要》等着述,并从藏文译出唯识要典《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观所缘缘论会释》、《集量论释略抄》等。他承欧阳学统,独尊法相唯识学为纯正佛法,对中土台贤禅诸宗持否定态度。欧阳师门下弘扬唯识的居士,还有王恩洋、黄树因、黄忏华等。王恩洋于1929年在家乡四川南充创办“龟山书院”讲授佛、儒二学,1942年举办“东方文教研究院”授徒讲学,佛学方面以弘讲唯识为主,有《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论》、《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唯识学专着。黄树因曾广搜藏文法相唯识典籍16种,又远赴印度搜集梵文佛典,准备翻译,不幸英年早逝。其胞兄黄忏华终身致力佛学研究,有《唯识学轮廓》等传世。曾游学于王恩洋所办龟山书院的唐仲容,数十年钻研佛学孜孜不倦,后在四川省佛学院讲授法相唯识学,常有论文发表于《法音》等佛刊。

许华瀚在家里也设立了佛坛,请上师来开光。持师并没有因为是在家中,而且人数不多就敷衍了事,他一样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把仪式从头至尾做完。以后经常到许家去讲经,也宣讲得很详细。陈承辉、梁惠慈的家里先后也设了真言宗佛坛,持师也经常去他们家中讲经,对于弟子提出的要求,他从来都不会拒绝,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问则详为解答,善心引导。

是年,有吕碧城居士去世,持师写《伤吕碧城居士之逝》以悼。

时人对吕碧城的评价,可以其父执樊樊山的几句话概括:“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官方微信

Copyright©2009-2017 Bao tong temple All Rights Reserved. 宝通禅寺 版权所有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452号 鄂ICP备10018908号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549号    客堂电话:027-87884539    技术支持:武汉丰网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