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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格纣自尊、敏感。他虽在日本出生，母亲又是日本人，他对母亲河合氏的感情又极深厚，但每住在日本时，他却总说：“然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故住不多时，就想回国。在国内他又思念在日本的母亲河合氏。所以他总是来往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都表明曼殊无论是对自己的祖国还是对养育自己的母亲，都怀有一颗至诚的心。正是这颗慈悲悯人的心使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依然热切关注着人间社会，以自己的惭愧心来感应着社会的丝丝缕缕，不忍众生的种种疾苦，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融成一片，见众生的苦想到自己的苦，他人的苦是自己的苦，他的痛就是自己的痛，苦在别人的身，忧在自己的心，同体大悲，自悯悯人。佛法的修行，原非单纯在于对一切有情的悲悯而忽视人类自身。如忽略这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类为本的精神，像某些人专心于放生，对鸟兽虫鱼大发善心而对于罹难的人类及人间的悲苦漠然置之、不闻不问，这实在是违反了佛法的精神，本末倒置。佛法的德行，不但为自他的相处，更应从自心扩大到“器世间”的净化，使一切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这正是曼殊在对自己生命体认的过程中所感悟到的，所以他虽出家为僧，然从未将自己的悲喜优苦与世间大众隔绝开来。
曼殊在经年的佛学研究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他的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首先，他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界内部。寺庙建在城市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因对僧侣贪图财物，被人轻贱，故佛教日益衰微。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其次，他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以应赴为职业，藉道场以糊口的俗僧，进行不遗余力的痛斥。他从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佛教的始祖只注意宣扬真理，而不干谋利的事。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入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而“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说只顾做道场经忏的僧人“自既未度，焉人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他批评那些以佛法谋利的僧人实际是盗施主的财物，“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与以法与人，人与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再次，他反
曼殊在经年的佛学研究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他的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首先，他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界内部。寺庙建在城市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因对僧侣贪图财物，被人轻贱，故佛教日益衰微。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其次，他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以应赴为职业，藉道场以糊口的俗僧，进行不遗余力的痛斥。他从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佛教的始祖只注意宣扬真理，而不干谋利的事。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入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而“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说只顾做道场经忏的僧人“自既未度，焉人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他批评那些以佛法谋利的僧人实际是盗施主的财物，“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与以法与人，人与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再次，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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